公司法到底姓公还是姓私？｜谢鸿飞教授对新《公司法》的系统检视

本文探讨了新《公司法》中国家强制与私人自治的博弈与调适。背景上，公司法历史可归结为国家强制与私人自治的博弈史，其发展脉络是自19世纪后国家强制逐渐淡化，私人自治不断强化。研究目的在于探求国家强制的正当性来源，并用其检视《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规范。结论指出，新《公司法》既增强了国家强制的密度和力度，又拓展了私人自治的深度和广度，但仍存在国家强制规范辨识度不够、强制不足和强制过度等问题。公司法国家强制取决于国家能力和社会情势，加之公司法域的“向下竞争”，在对各类公司统一立法时，强制规范目前很难形成自然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