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那里”

在这篇及时的文章中，西尔弗曼讨论了大流行对人种学研究的影响。他引用了库马尔的评论，即“除非一个人的民族志只在虚拟世界中或通过虚拟世界进行，否则大部分的民族志实践仍然严重依赖于实地、面对面的接触和观察”。由于疫情严重限制了面对面的集体活动，人种学研究人员不得不适应影响其研究、研究领域和工作环境的特殊情况。西尔弗曼的文章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提出了一些关于在研究中“活在当下”的问题。Silverman建议，当面临获取障碍时，例如在大流行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可能会考虑替代方法或资源。这是他多年前发现自己处于的位置，当时他为他的艾滋病毒咨询研究查阅了临床咨询的录音，而不是亲自目睹咨询。西尔弗曼提醒我们，对于我们所处领域的性质和位置，要有反身性和灵活性。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上网，他向我们介绍了卡塔琳娜·雅各布森(Katarina jacobson)，她认为我们不需要区分“在那里”和“虚拟”数据;相反，我们应该“跟随研究参与者走到哪里”。人种学研究和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