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帕维尔·弗洛伦斯基？约翰·p·伯吉斯著。华盛顿特区：美国天主教大学出版社，2024年。224页。34.95美元。

约翰·伯吉斯对俄罗斯宗教思想家帕维尔·弗洛伦斯基（1882-1937）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了精彩而引人入胜的介绍。他巧妙地将传记和历史信息与对他的一些主要作品的反思结合起来。此外，作者对自己在俄罗斯的研究旅行和休假的回忆使这本书生动而非常个人化。伯吉斯将弗洛伦斯基的学术知识和俄罗斯宗教思想与当代俄罗斯文化和教会生活的第一手经验相结合。许多在弗洛伦斯基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他都亲自去过。伯吉斯不仅描写了弗洛伦斯基，还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俄罗斯历史和文化进行了详尽的描述。由于他的语言技巧，他能够阅读和解释许多迄今未翻译的文本和信件。这种历史，传记和神学话语的融合使这本书特别吸引人。伯吉斯很好地抓住了弗洛伦斯基性格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虽然他的出版物对弗洛伦斯基的研究做出了学术贡献，但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它仍然很容易理解。一旦开始阅读，读者就很难放下这本书。关于弗洛伦斯基的传记，伯吉斯写了弗洛伦斯基的童年（第2章），他与伊西多尔长老的相遇（第3章），他在谢尔盖耶夫波萨德的时光（第7章），以及他在布尔什维克监狱度过的最后一段时间（第9章）。弗洛伦斯基非常快乐的童年和他对自然神秘性的兴趣为他后来所说的“具体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正如弗洛伦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符号使我们能够在现象中看到本体，在内在中看到超越。通过这个符号，被创造的领域对神圣的和非被创造的变得透明。直到年轻时，弗洛伦斯基才认识到基督论和三位一体神学是真正的基督教观自然的关键。伯吉斯描述了弗洛伦斯基对圣洁而朴素的修道士伊西多尔的爱和钦佩，这表明，尽管他有着非凡的智力天赋，但对他来说，活生生的真理体现比对真理的理性反思更重要。书中有关弗洛伦斯基在谢尔盖耶夫·波萨德的生活，以及他被处决前在苏联监狱的最后几年的章节，生动而感人地描述了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作为一名东正教牧师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根据弗洛伦斯基的著作，以及他自己在谢尔盖耶夫·波萨德和圣三一-圣谢尔盖修道院的第一手经历，伯吉斯阐述了这个地方对俄罗斯历史和身份的文化和精神意义。圣三一圣谢尔盖修道院也体现了弗洛伦斯基的信念，即文化必须以基督教崇拜为基础。邪教调解了神的存在，建立了神与人之间的交流，人际交流，以及神与自然世界之间的交流。关于古拉格的章节再次巧妙地将俄罗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面的历史信息与弗洛伦斯基生命最后阶段的传记细节结合起来。弗洛伦斯基被囚禁在索洛夫基岛（Solovki Island）期间，在写给家人的信中，他经常写下他认为是自己人生经历的精髓。他强调了解家庭传统的价值，强调伟大艺术对美好生活的重要性，并呼吁人们注意接受创造的神秘之美的重要性。就弗洛伦斯基的神学贡献而言，伯吉斯考察了《真理的支柱和基础》（第4章和第5章）、《邪教哲学》（第6章）和弗洛伦斯基关于圣像和肖像学的著作（第8章）。作者对弗洛伦斯基革命前的巨著《真理的支柱与根基》进行了逐章的解读。伯吉斯的目的不是详细分析弗洛伦斯基复杂的思想，而是向他的作品的新观众传达他的主要思想。关于邪教哲学的一章给出了弗洛伦斯基作品的一个中心但迄今尚未翻译的文本。弗洛伦斯基在这本书中阐述的一个关键思想是邪教与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此外，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仪式选择和隔离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它们神圣化。仪式是朝向神圣的向上运动，随后是向下运动，也就是说，神圣的东西重新融入日常生活的受造物领域（第137页）。弗洛伦斯基的圣礼观念是有等级的，但同时也是包罗万象的。 例如，他区分了不同种类的“圣餐”，从最高级的圣餐到日常生活中的圣餐。在第八章中，伯吉斯讨论了弗洛伦斯基对肖像学的原始贡献。在这里，也正是象征在他的阐述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在象征中，超越性在不失去其超越性的情况下，在内在中得到充分体现。这本书的优势之一在于作者没有试图解决围绕弗洛伦斯基的生活和知识遗产的所有模糊性。伯吉斯分析了弗洛伦斯基在生命最后几年写的信件，得出结论：“我们只是不能说被监禁的弗洛伦斯基是否仍然认为自己是东正教信徒，或者他现在是否信奉一种普遍的宗教信仰，包括但超越了基督教”（第225页）。伯吉斯的书不是圣徒传记。它以智慧的诚实和正直讲述了弗洛伦斯基的生活和思想中神秘而黑暗的一面。弗洛伦斯基对独裁的热情和看似不加批判的拥抱，以及他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领导的同情，是进一步的例子（第202-204页）。另一个例子是针对弗洛伦斯基的反犹太主义指控，伯吉斯也简要地谈到了这一点。作者成功地以一种非专业人士可以理解的方式展示了弗洛伦斯基的高水平研究。这本书令人信服地回答了弗洛伦斯基的智力和精神相关性和重要性的问题：“为什么要读弗洛伦斯基？”这本书无疑会激发许多读者自己去探索弗洛伦斯基的作品。然而，伯吉斯在弗洛伦斯基的神学著作和他对那个时代的科学发现和范式变化的兴趣之间划出了过于尖锐的界限。他在引言中解释说，他的书关注的是弗洛伦斯基“对基督教神学的贡献”，同时指出其他的角度——哲学的、历史的、艺术的和科学的——也是可能的（第4页）。当然，只选择弗洛伦斯基作品的某些方面是合理的，尤其是在引言中。但弗洛伦斯基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他的神学、哲学和科学观点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依存。例如，弗洛伦斯基对乔治·康托尔集合论的开创性接受，以及后者对潜在无限和绝对无限的区分，对弗洛伦斯基几乎所有的思想——包括他的神学和精神著作——都至关重要。它构成了他的真理概念，即真理的支柱和基础中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综合，并构成了他在语言和艺术理论中对符号的理解的基础（第138页）。弗洛伦斯基用一种新颖而有争议的数学理论来阐述他的基督教形而上学，或者他称之为“具体形而上学”。对于一个基督教思想家来说，这当然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方法。弗洛伦斯基不仅是一个博学的人，他写了许多不同的主题，而且他的思想都是相互联系的——即使这在他的作品中并不总是很明显。这方面在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这是弗洛伦斯基研究中的一个普遍问题。精通三位一体神学的评论者觉得自己没有能力阐明弗洛伦斯基对数学和形式逻辑的运用，反之亦然。这一见解有望为更多关于这位俄罗斯思想家的跨学科研究铺平道路。毫无疑问，伯吉斯精心编写的引人入胜的介绍将吸引人们关注这位迷人但又神秘的基督教思想家。对于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以及想要了解弗洛伦斯基作品和俄罗斯宗教思想的学者和大学生来说，他的书是非常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