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转移性抗阉割前列腺癌的管理决策

章节片段一刀切：生物标志物的重要性Francini等人[1]的综述中值得强调的一个主题是生物标志物的重要性。一些新疗法已被批准用于生物标志物选定的患者。如果有合适的生物标志物，患者就更有可能从生物标志物指导的治疗中获益。在 PROPEL 中，对于 BRCA1 或 BRCA2 改变的患者，加用奥拉帕利与单用阿比特龙相比，OS 的危险比（HR）为 0.29[2]。Francini等人[1]根据先前接受的治疗，为许多肿瘤患者制定了治疗方案的算法。在实践中，当存在多种治疗方案时，最关键的不仅是之前接受了什么治疗，还要看患者的获益程度和所承受的毒性。CARD 试验的资格标准包括既往接受过雄激素受体通路抑制剂 (ARPI) 治疗 12 个月内疾病进展，选择的患者不太可能从雄激素受体通路抑制剂 (ARPI) 疗法中获得显著疗效，而放疗和放射性配体疗法在 mCRPCARPIs 中的耐受性相对较好，因此是联合疗法的理想候选者。药物治疗也是如此，转移性 HSPC 的三联疗法和 mCRPC 的 PARP 抑制剂联合疗法均已获批。ENZA-p试验表明，与单独使用恩杂鲁胺相比，添加自适应剂量的177Lu-PSMA可改善疗效[10]。患者意愿和共同决策几乎所有患者都重视生活的数量和质量，不同患者对两者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治疗决策由患者和主治医生共同做出。对既往疗法及其益处和毒性以及分子和临床生物标志物的了解可以为估计未来疗法的益处提供依据。最终，由主治医生和患者共同做出决定有助于患者以最佳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